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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神宗推动乌台诗案:用文字狱打击政治异议派

2019-05-22 16:11

  本文摘自:《大变法宋神宗与十一世纪》,作者:叶坦,出版:三联书店

  王安石再度罢相之后的第二年,熙宁十年(1077年)十二月壬午,宋神宗发布更改年号的诏书,其中讲道:

  其因来岁之正,以新元统之号。式循旧典,对越神休。宜自明年正月一日改为元丰元年。

  这一改元将意味着大变法部分进入新的时期,希冀在神宗“独裁”之下,变法能取得巨大的丰硕成果。

  如果说在熙宁时期的行政策略是以传统的“制衡术”为主,有如王安石形容的“刚健不足”的话,元丰时期则渡到了以“铁腕强硬”为主的历史阶段。

  改元之后,神宗进行了一系列人士调整。他任命吴充、王珪为相,后以蔡确、章惇参政,冯京执枢密,吕公著副之。此后又有一系列的黜陟拜罢,王珪、蔡确、章惇、张璪、蒲宗孟、王安礼诸人,先后为执宰辅弼大臣。尤其是王珪出任宰执大臣先后共16年之久,深得神宗相知重用。

  这个王珪,曾在司马光与王安石迩英争辩理财问题时,左右逢源地“和稀泥”,那件事很能代表王珪的特点。然而,这样一个人自熙宁三年(1070年)官拜参知加政事以来,竟然能与神宗共处16年之久,一直到元丰八年(1085年)五月病逝。16年间,任凭风急浪高,群臣升贬走马灯一般,而唯独“将顺为政、无所建明”的王珪能一帆风顺,其诀窍可从时论中看出。时人称他为“三旨相公”取圣旨、领圣旨、得圣旨。神宗久用这样的人很能说明问题,那就是专制君王的令行禁止,专行独断,而不允许有作为的大臣有擅权之机,这固然是赵宋立国的传统。

  然而,进入元丰年间之后,王珪之类已成了宰执主流,这标志着神宗不再任用有为之臣而一意专断,要群臣尊仰,并以更加专制的办法去执政,去推行新法。

  元丰三年(1080年)四月,神宗下令负责推行新法的“司农寺”(废掉“制置三司条例司”之后,主管新法的机构):以后凡涉及变法措施的大事,不得随便交所属部门讨论,都必须“先奏取旨”,由自己严格把握。与此同时,他对于反对新法的官员,也不再客气容忍,而予以坚决回击。元丰五年(1082)提举江南西路平常事刘谊上书,指出新法十大害民罪状,系统批评熙宁以来“富国之法”的弊病。神宗立即予以批驳,说刘谊“惟举一二偏僻不齐之事,意欲概坏,公肆诞谩,上惑朝廷,外摇众听。宜加显黜,以儆在位。特勒停,”刘谊被罢了官。这样强硬的态度,完全出自神宗躬亲之手,确实令人悚然。

  神宗一朝大开“以言罪人”的杀戒,在熙宁年间无数反新法大臣去官落职足以为证,这已经违背了赵宋开国君主钦定的“不以言罪人”的“祖宗之法”。但是,上述事例毕竟还是朝议纷争,明陈直谏的结果。大兴“以诗文获罪”的“文字狱”,则是进入元丰时代才开始的。这是宋神宗独裁政治的显著标志。

  事情发生在元丰二年(1079年)四月。苏轼离开彭城,出任湖州知州,他到达湖州任所之后,在给神宗的谢表中写道:“臣荷先帝之误恩,擢置三馆。蒙陛下之过听,付以两州。此盖伏遇皇帝陛下,天覆群生,海涵万族。用人不求其备,嘉善不矜不能。知其愚不适时,难以追陪新进;察其老不生事,或能牧养小民。”他感激皇恩迁其到湖州,决心好好干,“上以广朝廷之仁,下以慰父老之望”。这本是一道十分正常的谢表,当然也多少带点自嘲的怨气。

  可这不经心的怨气却大大地刺激的主张行新法的一些人,那“新进”、“生事”之类的字眼,使一些人很不舒服,他们早节对苏东坡耿耿于怀,“如蝇在食,吐之乃已”,可就是找不着下手的机会。这回可好了,抓住他上皇帝表中的字句,再挑一些他平时诗词中的“犯上”毛病,狠狠治他一下,看看谁还敢对时局不满!看谁还敢再说三道四!

  于是,七月初首先由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出面,上述状告苏轼“愚弄朝廷”、“妄自尊大”,还把别人刻印的《元丰续添苏学士钱塘集》交给神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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